最近有报道称，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与英国前首相托尼·布莱尔等人正在计划，在加沙地带实施“国际托管”，目的是为战后治理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。然而，英国国际法学者拉尔夫·怀尔德教授对此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。他认为，这种提议并非一种创新，而是对已被国际法抛弃的殖民主义做法的复生，充满了种族主义色彩，且极其不合时宜。
怀尔德教授解释道，“托管”这一概念，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种族主义的自私行径。它错误地把世界分为两个阵营：一方是“像孩子一样”的、无法照顾自己的民族，另一方则是“像成年人一样”的、能够治理自己甚至他人的民族——即西方殖民者。过去，国际联盟的《盟约》中曾提到，托管地的人民被视为“尚无法在现代世界的艰苦条件下，独立生存”，因此，“成年人”的责任便是以“文明使命”为名，去“监护”和“发展”这些“孩子”，直到它们“成熟”。这种带有善意外衣的说辞，在19世纪末的柏林会议上为欧洲列强瓜分非洲提供了“合法性”，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，成为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管理托管领土的依据。
展开剩余48%然而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殖民地的解放斗争使得国际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“民族自决权”成为了国际法的核心原则。它明确规定，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，都应该拥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。联合国大会也指出，“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或教育的准备不足，绝不能成为拖延独立的借口”。这一变化彻底否定了托管制度的合法性，因为没有任何民族应该被看作“孩子”，需要外部的“成人”来进行管理和发展。
怀尔德教授还强调，国际法院（ICJ）在最近的一项判决中，明确支持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，认为他们有权无条件地摆脱以色列的占领。国际法院的裁决依据正是“民族自决权”。因此，不论外界如何包装，任何形式的外国行政管理，无论是出于“人道主义”还是“时限性”的理由，依然是非法的。
虽然在伦敦或华盛顿，托尼·布莱尔等“西方自由干涉主义者”可能认为，通过“国际托管”来治理加沙是一种人道主义举措，但对于加沙的普通巴勒斯坦人来说，这种做法无疑是在再次将他们视为“无法照顾自己”的“孩子”，这对他们的基本尊严是一种否定。无论一个民族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条件如何，它是否具备独立的“准备”，都不应成为是否能够获得独立的借口。二战后，国际法中已经承诺的“民族自决权”应当得到尊重，这一承诺是否仍然有效，值得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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